甚至有媒体撰文质疑:“未成年人的认知尚不成熟,让他们自由表达,是否等于鼓励叛逆?这些声音真的代表真相,还是被别有用心者诱导的结果?”
争议愈演愈烈。
但与此同时,另一股力量也在悄然生长。
云南大理的一所乡村中学自发成立了“真话社”,学生们每周收集同学的秘密,整理成音频投稿;贵州雷山的苗寨里,一位支教老师带领孩子录制了《祖母的歌谣》,用侗语讲述三代女性的命运流转;而在深圳一所国际学校,几名高中生联合发起“反倾听歧视”倡议,呼吁家长和老师学会闭嘴聆听。
林有攸知道,这场战争的本质,从来不是“该不该让孩子说话”,而是“我们有没有勇气听见他们说的话”。
几天后,他在北京出席一场青少年心理健康论坛。台上嘉宾轮番发言,谈数据、谈机制、谈政策蓝图。轮到他时,全场安静下来。
他没有拿稿子,只是掏出那台旧录音机,放在话筒前。
“我想放一段录音。”他说,“它不属于任何项目,也不是为了宣传。只是一个普通孩子的留言,来自西湖边那张长椅的二维码。”
播放键按下。
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:“叔叔阿姨们,你们好。我叫小宇,今年十岁。我知道你们都在开会,可能觉得我很打扰。但我昨晚做了个梦,梦见妈妈死了,因为我没考好。醒来后我很害怕,就想说句话……
我不是不想学习,我只是怕失败。
每次我考砸了,爸爸就会摔东西,说我是废物。奶奶偷偷给我塞糖,但她也不敢帮我。
今天我鼓起勇气扫码说话,是因为昨天看到新闻,说有个哥哥因为成绩差跳楼了。我不想死,可有时候我觉得活着也好累。
请你们告诉爸爸妈妈,骂不会让我们变聪明,但爱会。”
录音结束,会场一片寂静。
许久,有人轻轻鼓掌,接着是第二下、第三下……最后掌声如潮水般涌来。
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站起来,眼含泪光:“这是我听过最真实的一课。我们研究教育一辈子,却忘了问一句:孩子,你疼吗?”
林有攸收回录音机,平静地说:“我不是专家,也不是改革者。我只是一个偶然听见了哭声的人。如果非要定义我的工作,那大概就是??做一个不关灯的人。只要还有孩子愿意开口,我就不会停止记录。”
会后,最高检那位曾参与“萤火行动”的检察官找到他。
“你知道吗?”对方递给他一份内部文件,“上个月,我们通过AI分析发现一条高危投稿:一名十三岁女生写道‘今晚爸爸又要来了’,结合地理位置和历史行为模式,系统自动推送给当地警方。他们突击检查,救出了被长期性侵的姐妹两人。”
林有攸翻开文件,看到照片中两个瘦弱的女孩依偎在一起,眼神仍有惊恐,但嘴角已浮现一丝安心。
“你们不是公益项目。”检察官低声说,“你们是暗夜里的眼睛。”
回到杭州当晚,林有攸独自去了西湖边。
夜色温柔,长椅旁多了几盏太阳能小灯,照亮了二维码和那一行字:“你的声音,值得被世界听见。”几个年轻人围坐在旁边,戴着耳机,神情专注。不远处,一对母女正将写满心事的纸船轻轻放入水中。
他扫码进入后台,发现今日新增留言三百二十七条。
其中一条来自江西九江:“我看了《少年之声》,第一次跟妈妈说了我被霸凌的事。她抱住了我,哭了。”
另一条来自哈尔滨:“我是老师,以前总觉得学生矫情。现在我才明白,那些沉默的眼神里,藏着多少求救信号。”
还有一条只有短短一句:“我也想发声,但我怕。”
林有攸点开回复功能,写下:“不怕。我们在这里等你。”
他没有署名,就像当年那封无名信一样。
第二天清晨,他召集团队召开紧急会议。